赞百年北大

北大90周年校庆时，我写过一篇短文———《北大的老与大》，表示我对母校的钦敬仰慕之忱。“老”是指北大校史源头长远，可以上溯到西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期，这是我国最早为国家培养人才、储备人才的机构。古代的“太学”可视为北京大学的前身。

北大是从古代中国太学演化来的，早期北大的教学内容，课程设置，都与古代中国太学有直接联系。北大无论怎么变，它为国家培育人才的职能未变。只是古代与近代有不同的国家制度、有不同的人才标准罢了。北大的“老”是历史悠久，却不是老惫衰朽。北大的“大”，在“五四”时代，它体现在容纳新思潮，改造旧学风，新旧并存，百舸争流，给新思潮以孳长发育的土壤。新中国北大的“大”更应体现在融铸人类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体系，为共产主义的未来铺路架桥。这里所说的人类文化有价值的成果，既包括中国外国东方西方古代的成果，也包括近现代中国外国东西方文化有价值的成果。

二十世纪前半叶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，一些国家没落了，一些国家兴起了。近百年来世界变化之大为亘古所未见。母校北大在近百年巨变中发挥了它可能的、应尽的作用。

北大的“老”表现在政治上的爱国主义传统，学术上治学严谨的传统。继承了乾嘉学术，又超过了乾嘉诸儒。

在用人方面，还有尊重知识，善于不拘一格，聚积人才。就几十年来，我在北大所见所闻，北大长辈教师中很少出自北大本校的，如汤用彤、朱光潜、贺麟、洪谦、郑昕、张颐几位先生，都不是北大毕业。没有高学历，而有真才实学的专家，与有高学历的同样受到重视，如梁漱溟、熊十力诸先生。未到外国留学而在外语系当教授，并成为外国文字语言知名专家的，如卞之琳等是国内有数的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，自学成材，未上过大学的钱学熙成为教授英语的骨干。

北大师生长期生活在视野开阔、群星灿烂的学术环境中，培养成的人才，确有它不同于其他大学的地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师生人数成倍增长，北大毕业生遍天下。北大毕业生在各个不同岗位上，或多或少都有所奉献，但未听说北大同学结小团体，立小山头的行径。北大同学对人对事敢提意见，能挑毛病。于是有人说，北大培养的学生眼高手低。我想，眼高手低是个缺点，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分不出高低，眼手俱低，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，是不可能的。古人说“观过知仁”，从缺点中发现其缺点不无可取之处。这也许是出于对北大的偏爱吧。

光阴荏苒，离90周年校庆又迎来百年校庆，北大的老与大，性质未变。爱国主义传统未变，北大师生心系天下安危，胸怀万民忧乐。北大师生身处在学术前沿，敢于创新，为追求真理，在地狱入口处，不徘徊，不犹豫，屹立在各自学科前沿，开拓前进，推陈出新。

20世纪的刚开始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，新建的北京大学遭到八国联军驻军践踏，侵略军撤退后，仪器图书一片狼藉。北大是蒙受着耻辱跨入20世纪的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大，特别是近20年来的北大，在大好形势下，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。作为全国建立最早的综合大学，适应时代需要，将发挥其积累深厚的多学科综合优势，开拓新领域，培育新人才，必将在人文学科方面充分发挥其人才优势，综罗百代，融铸中西，致广大，尽精微，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，尽心竭力，务期成功。